临沧工匠精神：碗窑村与土陶柴烧匠人
2018-10-26 21:11:57   来源：无墨子   评论：0 点击：

 
效仿古法制作的陶器，并不能保证一代代制陶者都衣食无忧。惟有积极进取、改善技法，才能将这份珍贵遗产传下去。　　清晨，阳光刚洒进临沧大山里的村庄时，缕缕青烟已然飘荡在山谷间。村庄里的炭火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一派炊烟袅袅的画面。但这烟并不是炊烟，空气中弥散的也不是饭菜的香味，而是木柴燃烧的烟火气息。
　　大地初醒，在缕缕青烟下忙碌的人们醒得更早。他们正在这片土地上劳动，这份工作自清朝乾隆年间至今，一直未变——烧龙窑。
　　传统的龙窑，依然是这里的主角。当人们对规模化生产的标准化器皿审美疲劳，视线便会再次落到传统技艺产出的土陶上来。
 
　　龙窑，乾隆年间的遗存
　　尽管杨章祥家的龙窑是去年新建的，但它和村里那座建于1738年的老龙窑并没有太大差别，连烧制技法都一样。
　　
　　清晨5点半，51岁的杨章祥和妻子就被闹钟唤醒了。这天是10月24日，已入深秋，霜降刚过，天还未亮。
　　杨章祥和妻子戴上头灯，借着灯光，走到离住房10多米远的龙窑处，在窑头点火，烧制碗、陶罐、酒壶、酱菜坛子等日用品。这些东西在农村地区不愁销路。
　　他家的龙窑建在山坡上，用砖块和沙灰建成。尽管这座龙窑是去年新建的，但结构、外形上和碗窑村里那座建于清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并使用至今的老龙窑并没有太大差别，连烧制工艺也是200多年一脉相承。

　　实际上，整个村庄里的11条龙窑，都有着相同的基因。它们都是在坡度为10-20度的山坡上用砖块和沙灰垒成的长隧道形窑炉，呈倒梯形，窑头最窄，窑尾最宽。窑头位于坡脚，也是最先烧火的地方；窑尾则在山坡上，有烟道向外排出烟尘。中间的窑床内部有多个窑仓，从7个到10多个不等，长度在20米-35米之间。各个窑仓的上部均用砖块相隔，但底部均留有多个过火口，便于窑内火焰、烟尘在窑底流动，既封闭又相互连通。加上龙窑建在山坡上，火焰抽力大，升温快，降温也快。　
 
 
　　杨章祥的二儿子杨丕追也有龙窑。他的窑有10个窑仓，比父亲窑多3个仓，且更宽大。窑仓约2米宽，1.5米高，每个窑仓里摆放有4行6列共3层陶器，下部的两层陶器为个头较大的陶罐、酱菜坛子，第三层则摆放着器型较小、较精细的茶具、酒具。之所以这样摆放，是为了避免底部的陶器因受力过重而变形，还能解决受热不均的问题。
 
　　烧龙窑的头一天，杨丕追分别往他和父亲的窑里搬运需要烧制的坛坛罐罐。开火前，仅他的窑里就放了500多件陶器。
 
 
　　夜色中，杨章祥和妻子开始将一根根近2米长的木柴塞进窑头两侧的投柴孔里，在龙窑的第一个窑仓点火。投柴孔里很快映出了熊熊火光，窑，就这么烧起来了。
　　《临沧县志》记载，乾隆三年，湖南省长沙府贵东县人杨义远、罗万升、邓鸿国三人带着制陶手艺，来到缅宁县博尚镇勐托坝子，发现该村有大量的陶土资源，三人就在此修筑了三条龙窑，烧制陶器，并安家落户，逐渐形成了村落，世代传承制陶工艺。由于当时主要烧制的产品是碗，于是这个村子便得名“碗窑村”。
 
 
　　两个半世纪过去了，碗窑村的陶器烧制技艺始终未变，保留至今。今天，该村的488户人家中，就有266户生产和销售土陶器，85%以上的人家都掌握制陶技艺。年产土陶12万件，除了供应临沧本地的陶器，还有人将制作精细、具有艺术价值的陶器带往东南亚。
 
　　“火中求财”的烧制技艺
　　30多年的烧窑经验，造就了杨章祥独到的“观火”技巧。烧制陶器很辛苦，对匠人也是考验。
　　
　　杨章祥和妻子在龙窑边烧制了一个小时后，天开始蒙蒙亮了。杨丕追从床上爬起来。来不及洗漱，就来到了他的窑边，采用和父亲相同的办法点火烧窑。
　　烧窑的头一晚，将陶器搬入窑仓后，还需用砖块、沙灰将窑仓的每一个仓门封死，仅留下仓门前后约15厘米高、10厘米宽的投柴孔和观察孔，这样可以保持窑仓里的温度。 
   
　　火是在龙窑的第一个窑仓点燃的，但这个窑仓并不装陶器，而是一个预热室。杨丕追知道，窑仓里要升到1200-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，里面的物件才会由土变为陶。但如果温度骤然升高，会导致里面的坛坛罐罐出现破裂，降低成品率。因此，杨丕追需要让火在第一个窑仓烧6个小时以上。封闭、倾斜的窑体内部连通，各个窑仓底部的过火口此时起到烟囱的作用。第一个窑仓里的高温空气和烟尘随着过火口，逐渐弥漫到各个窑仓，逐渐升温。
 
　　放进木柴后，由于窑仓里的火燃烧剧烈，一阵阵黑烟从窑尾冒出；但随着木柴的进一步燃烧，黑烟变为青烟。所以，每当烧窑时，村子上方总是一副“炊烟袅袅”的样子。
 
 
　　在点火40分钟后，看着窑仓里的火越烧越旺，杨丕追才去到水龙头边洗漱。此时，杨章祥和妻子不断将一捆捆木柴抱到窑仓边。一根近2米长的木柴只需4分钟左右就可烧完，因此烧制陶器时，人不能离开窑，即便是吃饭，也要守在旁边吃。
　　反复往窑仓里投了几次柴后，时间很快到了下午1点。燃烧了6个小时后，龙窑里的陶器已经逐渐适应了高温，杨丕追开始往装有陶器的第二个窑仓里投柴。此时透过观察孔，可见炽热的火舌不断舔着码放整齐的陶器。
 
 
　　火焰在装有陶器的窑仓里燃烧一个多小时后，杨家父子分别拿着近2米长的铁钩，从观察孔伸进窑仓里，仔细观察着陶器表面釉料的变化。这钩子名叫“火色钩”，杨章祥说，只要看到陶器表面的釉料能均匀地映衬出“火色钩”来，则说明温度已经达到了1200度以上，再维持10多分钟的火力，便可停止投柴，转去烧制后一个仓的陶器。
　　“新手光靠看是把握不准温度的，还要用火色钩去轻轻地碰陶体，如果觉得釉料比较粘，能够拉出丝来，则说明陶器烧制得差不多了。如果钩子碰到釉料会滑开，说明还需要继续烧。”杨丕追补充。
　　只靠看火色来判断温度，那是杨章祥从30多年的烧窑经验中总结出来的。“烧窑就是火中求财，陶器摆不好，塌了，温度达不到，成品率就低。要烧好龙窑，要有丰富的经验。”他说。
 
 
 
　　土陶，失落与转折
　　在杨丕追的记忆中，家里长久以来做陶为生，却没过过几天好日子，只是最近几年碗窑村的土陶有了起色，生活才好起来。
　　
　　杨章祥烧的龙窑小，陶器数量少，下午5点后，他的窑最后一个窑仓也烧制结束了。但龙窑里的陶器并不立即搬出，这是为了避免陶器突然降温而开裂。窑要再过两天后才能开启。因为质量好，他烧的传统器皿并不愁卖。他的酱菜坛子上，有保山昌宁一家食品企业的商标——这家企业生产的熟食会装入他烧制的酱菜坛子，密封包装后作为地方特产出售。
　　杨丕追的龙窑体型大、仓数多，需要烧到第二天的下半夜。当天下午，杨章祥的大儿子开着卡车从耿马回来，准备运一部分陶器去耿马卖。如今，杨丕追也成了经验丰富的制陶匠人，他不仅掌握传统器皿的烧制经验，更在器形上进行创新，做出了形态不一的茶杯、茶罐、茶盘、分酒器等器皿。依靠做陶，他赚了钱，不仅购买了制陶设备，还买了一辆五菱微型卡车。
　　碗窑村姓杨、罗、邓的人家，基本上都是那三位湖南陶匠的后代；临沧市多个地区的土陶烧制技艺，也都源自碗窑村。但在杨丕追的记忆中，家里长久以来做陶为生，却没过过几天好日子，只是最近几年碗窑村的土陶有了起色，生活才好起来。

　　杨章祥初中毕业后，1981年进入村里的集体企业陶器厂当学徒，从做小碗开始，三年后才出师。到了1986年，沧源县的国营陶器厂还请他和同村村民去烧制龙窑。“每月工资150元，还有粮价补贴，每月发毛巾和牙膏，待遇比正式工人都好。我的奶奶、叔叔、姨妈都在那个厂。” 杨章祥回忆，到了1992年，厂里实行承包制，他的工资也涨到了五六百元，但那时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，工作强度大，难以照管孩子。于是他离开沧源，去耿马、孟定两县当师傅，指导他人烧窑，又在外干了6年。直到1998年，他觉得还是挣不到多少钱，便回到碗窑村，自己做陶器。
　　在杨丕追的记忆中，小时候的生活除了辗转多地的折腾，还有生活的困苦。1999年时，他14岁，一只能装40市斤酒的陶壶只卖5元钱。大人能给5角钱零花，就已经非常高兴了。那一年，他开始跟着堂哥学习制陶技术。18岁时，他还到耿马卖过陶器，但与规模化生产的瓷器相比，土陶器既不精致也不光亮，根本卖不起价。而村里，坚持做陶的也只有40岁以上的叔叔们了。于是20岁时，他去广东、浙江等地打工。
 
 
　　现在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罗星青也有着相似的感触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做陶所得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。器形传统单一，绝大多数产品销往周边农村，土陶该怎么发展下去，谁都没有主意。 
 
 
　　在罗星青的印象中，转机出现在2007年。政府组织了碗窑村一批坚持做土陶的匠人去了华宁、建水、个旧等地的制陶村庄和瓷器厂考察，这对很多人都有触动。“华宁、建水的陶器已经不用龙窑烧了，都改用电窑或是气窑；个旧的瓷器都是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了。同类型的器皿，我们卖20元，人家能卖100元。因为人家的东西做得精细、不浪费，利润自然就上升了。”
　　考察回来后，罗星青雇了两个人继续做传统器形，他自己则开始研究怎么把土陶做得更精细，并开始烧制精巧的茶具。渐渐地，生意有了好转。
 
 
　　“想去景德镇看看”
　　在政府的扶持、鼓励下，碗窑村的龙窑和传统制陶技艺得到了保护。匠人们现在想的是，如何把土陶继续发展下去。
　　
　　2008年，“记得是奥运会之前”，杨丕追带着身怀六甲的媳妇回到了碗窑村。打工8年，依然没能赚到钱，为了生活他只得重拾起制陶技艺。
　　2011年，转机降临。一名景洪商人来到他的店里，问他能不能拉出苹果状的茶筒和小炉子来。他按照要求，先后拉出了几个对方描述的器形。商人感到满意，当即下了3000元的订单，并预付了订金。
　　“接触他以后，我第一次收订金，知道了喝茶还有用公道杯、茶海这些讲究。”杨丕追说。此后，这名商人每年都向他订购几万元的陶器，并赠送了他有关制陶的书籍。在对方的建议下，他的通讯工具也来了个大升级，先换成了能接收彩信的手机，现在则换成了智能手机，用微信接收照片和订单。
　　2012年，罗星青去福建德化县考察当地的陶瓷产业，深受启发。他在土陶器形方面做了更多的创新，有的陶器表面出现了彩绘图案，有的则采用与建水紫陶“阴刻阳填”相似的手法，先在陶器表面刻出图案，之后再填入不同颜色的釉料烧制。目前他开发出100多种器形，他的陶器也名气渐响，在创意云南2014年文博会上，代表临翔区主要文化产品参展。
　　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的日益重视，碗窑村的传统制陶技艺被列为临沧市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，该村的龙窑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，村子也成了云南省第一批受中央财政支持的传统村落。博尚镇副镇长字学武介绍，为了让传统文化和制陶技艺得以传承、发展，政府将传统制陶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组织非遗传承人外出考察、学习制陶技术，请美工教师、高校美术教师对制陶艺人进行培训。目前，临翔区政府与景德镇的一家公司达成合作协议，将引入景德镇的新技术、新模式，完善本地陶瓷产业品牌，促进碗窑村土陶文化产业发展。前景已经看好，但罗星青和杨丕追仍在思考。地处茶叶主产区，土陶技艺历史也够久远，但土陶为何没能像建水紫陶那样，随着普洱茶的兴起而复兴呢？他们认为，原因至少有两点：一是本地人喝茶的习惯并不像闽粤等地，用盖碗、小茶杯反复冲泡“功夫茶”；二是建水紫陶的复兴过程中，涌入了一部分来自景德镇等传统陶瓷产区的制陶艺人，这对建水紫陶的器形和烧制工艺都有一定改善。
　　罗星青看到了政策对土陶产业的支持，想到了利用村子毗邻临沧机场的优势。他的计划是，在公路边修建一个展览室推销自己的产品，但却苦于农村宅基地房屋不能抵押贷款而未能实现。
今年春节期间，为了提升自己的制陶技艺，杨丕追去了建水，了解被称为“中国四大名陶”之一的建水紫陶是怎么生产的。看到建水的制陶流程后，他感慨：建水紫陶做工精美、质地细腻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使用温度均衡、无污染、成品率高的气窑；其次是使用球磨机，可让陶土研磨得更加细腻。他回到临沧后，购买了球磨机和气窑烧制的精细小陶器。他希望能避免龙窑烧制过程中顶部沙灰掉入陶器内，影响品质的问题。

但罗星青表示，他会坚持龙窑烧制。一来龙窑能够产生窑变的陶器，二是成本问题——用气窑烧制一立方米陶器的成本，等于烧制一整条龙窑的成本。但龙窑的确需要改进，他已经想到了避免掉落沙灰的办法，就是采用耐火砖技术进行改进。现在，只是缺少资金而已。
　　虽理念不同，但两人都提到，“有机会应该去景德镇看一看，因为那里有中国最先进的制陶技术和经营理念”。
　　“去建水看紫陶，相当于上了制陶的‘高中’；去景德镇学习，那就等于是上‘大学’了。”杨丕追笑称。
　　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的日益重视，碗窑村的传统制陶技艺被列为临沧市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，村子也成了云南省第一批受中央财政支持的传统村落。